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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扩大政府支出与税收的适度增长
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三年中,我国税收收入一直超经济增长,且两者增长幅度相差较大,税收增长弹性始终居于高位。税收的超经济增长带来国家税收集中度不断提高,宏观税负在三年内上升了2.5个百分点。这样,财政政策的扩张性支出和税收政策紧缩性收入形成鲜明反差:在扩张性支出拉动投资、刺激需求的同时,又因增税而紧缩了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政策取向的初衷也许是想借此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缩小财政赤字,但其客观上却产生了政策效应的逆向调节,抵消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一般来说,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下列因素:GDP中“无税产值”的比重、税率的累进性、产业结构、企业经济效益、税收征管水平等。GDP中无税产值比重越低、税率整体累进程度越明显、产业结构中税负较高产业所占比例越大、企业效益越好、税收征管效率越高,税收越有可能实现超经济增长。近几年税收增长的原因固然有重点行业效益回升和税务机关征管效益提高等正常因素,但也不排除地方政府迫于收入压力,收过头税,寅吃卯粮等非正常因素。无论是哪一方面原因促成的税收超经济增长,客观上都减少了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导致税收调控缺位。
因此,今后应着力扭转这种税收政策缺位的局面,及时弥补积极财政政策的缺口,重新赋予税收政策在积极财政政策中应有的地位。首先,抓住机会,摸清各地税源的真实情况,挤掉税收收入中的虚假水分,还税收收入一个真实可靠的基础。其次,改变税收计划基数加增长的传统考核办法,采用GDP税负率作为制定税收计划的基本依据,避免依法征税被税收任务牵着鼻子走。第三,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要求税收收入总是超经济增长是不切实际的,反过来也会影响税收的持续增长。
二、发债增支与防范债务风险
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国债规模大幅攀升,1998年国债发行额为3891亿元,1999年升至4015亿元,2000年达到4180亿元。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也始终居于高位,三年依次为60.43%、49.01%、41.05%。与此同时,三年国债还本付息支出占债务收入的比重均在60%以上。这表明,在我国国债运行中,有近2/3的新增债务收入用于归还到期债务,这是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扩大的必然结果。随着还本付息压力的增大,财政不稳定因素会增加,积极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债务风险问题已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对此,虽然有些人持乐观态度,认为我国国债负担率不到15%,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且我国在预算内收支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收支和预算外之外非规范收支,若将其一并考虑进去,则计算债务依存度的分母至少会增大一倍,即债务依存度将降低一半,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严重,国债规模不存在控制问题。但是,若考虑到我国预算内收支占GDP比重偏低(约15%),而预算外资金一般都有特定用途,不参与政府的统一分配,各种非规范资金更是流入各部门小团体的违规收支中,草率地将其并入财政收入,并以此衡量政府的偿债能力是有极大风险的,债务风险确实客观存在。
今后,我们既要正确有效地使用国债这一经济杠杆,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及其增长速度,清醒树立债务风险意识,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债务风险。
三、减税的政策选择
在减税的具体政策选择上,以调整主体税种的税负为主,实施刺激消费、鼓励投资的税收政策:1.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以消除对固定资产的重复征税,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尤其是资本密集和附加值较高项目的税负。2.减免汽车、摩托车等支柱产业及业已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护发品的消费税,促进私人消费。3.按照产业政策实施大范围、非所有制、非地域限制的加速折旧和投资抵免的税收优惠,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企业技术进步。4.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增加住宅抵押贷款及教育、医疗支出扣除项目。5.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实现彻底退税,扩大出口。6.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加速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带动民间投资。
此外,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还应综合动用货币、物价、证券等手段,采取相关配套措施,建立健全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贷款融资渠道和个人消费信贷体系,改进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一系列改革的推进方式、步骤和力度,增加改革的透明度,避免给人们造成过重的支出预期,以扩大政策实施效果。
万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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