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企业为何迁移

行天

——对广州市部分证券公司当前税收环境的调查


　　最近，广东省广州市国税局直属局对金融行业税源情况做了一次调查。通过调查了解到，如今广州市有不少金融企业开始将总部迁往深圳和上海，而企业所得税税负偏重是迁移的主要原因。

　　工资税后列支企业难承税负

　　笔者对广州地区五家证券企业进行了调查，五家企业名义税负均为33％，实际税负却很重。以广发证券公司为例，广发证券公司是广州市纳税大户，其规模和效益是广州地区排第一位的券商。统计结果显示，该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利润居第三位，而净资产却排第十位，企业所得税的税负水平较同行业高，税后积累较同行业低。企业所得税名义税负为33％，实际税负2000年统计为37％，2001年为35％，比名义税负高4个和3个百分点。据分析，实际税负比名义税负高的主要原因来自纳税调整增加额的影响。2000年，广发证券公司纳税调整增加额仅工资和“三费”就为11289万元，是会计利润的11％；2001年纳税调整增加额工资和“三费”为15027万元，是会计利润的34％。超过计税工资标准列支的工资作纳税调整对该企业税负影响最大，已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和效益。

　　对此，广州地区金融企业和股东也颇有意见。因为与其他行业比，国家政策对金融保险企业是实行计税工资制，超过计税工资标准列支的工资均要作纳税调整，补缴企业所得税，而其他行业则可选择“工效挂钩”等其他工资形式，效益工资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与同行业比，大多数证券商总部的注册地在经济特区深圳或上海浦东，其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为15％，且享受当地的工资优惠政策。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源成本在企业经营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金融企业更是如此。统计资料显示，外资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占营业支出的40％～60％，以广发证券公司为例，2000年和2001年的工资支出只占营业支出的13．14％和12．91％，而超过计税工资标准开支的工资要在税后列支，使企业和股东不能接受。与其他企业相比有如此大的差距，显然会造成人才流失。一个企业的人才状况不仅代表该企业当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更影响企业今后经济发展状况，税收负担过重直接影响企业人才的储备。

　　两套税制导致内外资企业不平等

　　当前内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度，它们在具体规定上存在不少差异，使其在税负方面产生较大的差距。如：税率不同、税基不同（优惠政策差异和扣除口径差异）、外资企业可享受再投资退税的优惠，税收条件比较宽松，与内资企业高税负比显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对外资企业在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的同时，对“所有制”一类企业仍然持有歧视或限制，税收政策设置的门槛过高，准入设定的条件不容易达到，大家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企业是背着包袱和人家赛跑，这样不利于企业发展生产、扩大规模和促进公平竞争。加入WTO后，中国政府需对金融市场的开放持谨慎态度，但已承诺有条件逐步开放。随着外资企业的不断进入，内企要面对越来越多不公平的竞争对手。

　　由于上述原因，一些金融企业当然愿意把总部迁往既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率优惠，又可以得到更多的税前扣除优惠政策，从而可以降低其实际税负的深圳或上海等经济特区。这也是企业出于战略的考虑向股东交出的最佳答卷。

　　特区低税率吸引企业转移

　　中国加入WTO后，随着外资企业的不断进入，金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经营的空间不断缩小，企业对税负和待遇造成不公平的反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纷纷寻求降低税负的途径。当前最大的诱惑就是特区15％的所得税税率，相差18个百分点的差异确实让不少总机构心动。

　　由于经济特区优惠政策和宽松的征税环境的吸引，全国前十大券商有八家已在深圳或上海注册登记。中信证券公司、湘财证券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企业已将总部迁往深圳、上海和珠海。设置在广州的全国性金融总机构仅剩下广发证券公司、广东证券公司、民安证券公司、万联证券公司和广发银行几家。

　　金融业（包括证券、保险在内）素有城市“血液”之称，其具有较大的产业拉动效应，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金融业又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高度社会化企业。如何留住这些企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李箭　曾广玲　梁缨